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中談到黨內政治文化建設時指出，要倡導和弘揚忠誠老實、光明坦蕩、公道正派、實事求是、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等價值觀，旗幟鮮明抵制和反對關系學、厚黑學、官場術、“潛規則”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斷培厚良好政治生態的土壤。如何解析官場術?怎樣才能將官場術危害降到最小甚至徹底清除?

官場術：看似中性，實則貶義。官場和官場術并不是專業的政治詞匯，這個近乎日常的詞匯，看起來是中性的。因為，有官的地方就有官場，有官場的地方就有官場術。但是，實際上，官場術這個詞，本質上是貶義的。首先，官場術基本上都是用來描述貪官壞官的，很少用來描述好官;其次，官場術這個詞經常與權術、權謀聯系在一起使用。

古往今來，對于官場術有很多描述，以下描述比較經典——“官場三大功夫：包裝、運作、造勢;官場三大法寶：權術、心計、內功;官場三大利器：權力、金錢、女色。”

說到底，所謂官場術，就是求官、做官和升官的手段。官場術之所以是貶義的、消極的和庸俗腐朽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醉心于官場術者，做官目的不純，做官不為公共利益而為私利;其二，其求官、做官和升官的手段不光明正大，不符合法律制度規定，也違背官員職業道德。

對于為官之道來說，手段和目的很難分開。即使為官的初衷是好的，手段的不正當也會反過來影響好的目標的實現，因為陰暗的官場手段會破壞官場生態。至于買官賣官，則無可置疑是更大的污染源。買官的人要通過做官收回買官成本，自然會把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賣官的人已經違法，同時還會受到買官者的挾制，自然不能做到堅持原則，秉公辦事。

官場術是不健康官場的產物。官位和權力本為公共利益而設，為保障權力和官位的公共性，必會有一系列的公共制度安排和公共文化培育。這就要求執掌權力的人具有公益大于私利的精神和遵守制度的習慣。當官員把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不遵守制度又不能被及時淘汰出局時，健康的政治文化就會被破壞，長此以往，官場術就會大行其道。

縱觀古今中外，官場術并非某個時期、某個國家所獨有。中國的官場術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的“術”，民國時期有大行其道的“厚黑學”，當代也存在少數兩面人和買官賣官、跑官要官等問題。在西方一些國家官場術同樣存在，只不過有特定的表現形式而已。

以權力之“度”破官場之“術”。官場術的發生發展是有跡可循的，只要主動努力，即使做不到完全清除，也可以將其生存空間壓縮到最小。

教育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如前所述，官場術源于為官目標偏離公共目標，對權力沒有正確的態度。公權私用來自人性自發的自私性，然而，自私性可從人的自然屬性生發出來，公共性也可從人的社會屬性生發出來。因此，對黨員干部教育的重點在于激發其良知良能，使其對公共性的信念強于自私的信念。歷史證明，我黨在這方面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創造了干部教育的典范。

毛澤東同志在談做官時指出，我們是做官，官是得做，但是官風或者是官氣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最好是把它根絕，就像消滅“四害”一樣。鄧小平同志在1977年表示，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的講話中提到，當官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去做官。

加強干部人事工作監督和紀律檢查。官場術的實質是使用不正當手段去謀取官位和使用權力，過程中必然會違反黨的制度和國家的法律。壓縮官場術的空間，就要加強干部人事工作的監督和紀律檢查，使那些醉心于官場術的人意識到，任何不正當手段的使用都隨時會被發現和懲處。全面從嚴治黨以來，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擊貪污腐敗的同時，有針對性地打擊了曾經盛極一時的官場術，使干部隊伍狀況和黨內政治生態大大好轉。

通過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暢通干部正常選拔任用的機制。官場術的盛行一方面是因為一些官員缺乏理想信念和奉獻精神，另一方面是因為干部選拔任用機制需要進一步完善。只有建立起“努力做事、立功立德就一定能得到升遷”的官場預期，那些投機取巧、鉆營舞弊的官場術才沒有市場，“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標準才能暢行無阻。要建立這樣一種機制，就要增強干部工作的組織性和民主性，改變干部使用權集中于“一把手”的狀態;增強競爭性，減少干部選拔任用過程中的論資排輩;推進制度化，減少隨意性;增強公開性，壓縮干部工作“暗箱操作”的空間，讓黨員干部對職位的追求走到桌面上來，走到陽光下來。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編輯：鄧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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