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曦（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研究員）

2018年10月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外宣稱將退出1987年簽訂的《中導條約》。該條約禁止美蘇兩國部署、制造、試驗或儲存射程在500公里-5500公里的陸基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被譽為“冷戰時期最成功的軍控條約”。2019年2月1日，特朗普以俄羅斯“首先違約”為借口，宣稱將暫停履行《中導條約》義務，并正式啟動退約程序，美國將于6個月之后正式退出該條約。針對美國的“無根據”指責與“無責任”退約，俄羅斯次日也宣布暫停履約。2019年3月4日，普京簽署了暫停履行《中導條約》的命令，該命令于當日生效。美俄相繼暫停履約，意味著過完30歲生日不久的《中導條約》已陷入名存實亡的境地。

美國總統特朗普2018年10月20日說，美國將退出《中導條約》，并指責俄羅斯長期違反該條約。

《中導條約》“空心化”將給國際社會帶來多重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美俄將借機壯大其核武庫，新一輪核軍備競賽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歐洲和亞洲將成為美俄部署中程導彈的前沿陣地，地區安全態勢逐漸惡化；冷戰時期美蘇構筑的全球戰略穩定基礎進一步被打破，未來核軍控前景不容樂觀。

一、美俄借機壯大核武庫，刺激戰略武器軍備競賽升級

美俄指責對方違反《中導條約》的“口水仗”由來已久。早在2013年，美國以俄羅斯測試了一種陸基中遠程巡航導彈“SSC-8”（北約代號）為借口，指責俄羅斯違反《中導條約》。“SSC-8”型陸基巡航導彈，即俄羅斯版的“創新者9M729”。針對美國的“無端指責”，俄羅斯一方面堅持認為該導彈射程為480公里，符合《中導條約》的規定；另一方面指出美國武裝無人機、陸基“宙斯盾”導彈防御系統以及用于反導試驗的靶彈，同樣也違背了《中導條約》。

美俄相互指責對方違約的理由，難以掩蓋雙方退出《中導條約》的真正意圖。對俄羅斯來說，國際格局發生變化，新技術不斷發展，而《中導條約》只限制美俄研發此類武器，這使俄羅斯突破條約限制的意愿越來越強烈。在俄羅斯看來，美國擁有很強的空基和海基導彈能力，《中導條約》對美國火力投送能力的負面影響非常有限，而俄羅斯的海基和空基導彈能力則遠遜于美國。除了中程導彈，俄羅斯在高超音速武器、導彈防御系統、太空武器等領域都處于劣勢。與冷戰時期相比，當前美俄之間的軍事力量差距越來越大。因此，俄羅斯寄希望于通過發展中程導彈、通過非對稱方式進行反制。2019年2月2日，普京在每半年舉行一次的國防會議上展示了新型武器項目，其中包括“匕首”空射超音速彈道導彈、“別列斯韋特”激光武器、“先鋒”高超音速滑翔系統、“薩馬爾特”重型導彈、“波塞冬”無人潛航器等。2月5日，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命令研發海基“口徑”發射系統的陸基版本以及陸基高超音速中程和中短程導彈。

對于美國來說，選在這個時期退約，背后還隱藏著制衡中俄、贏得大國競爭的深層次戰略考量。特朗普上任后，先后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核態勢評估》和《導彈防御評估》等一系列戰略文件，將中國和俄羅斯等視為“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和挑戰”。在這樣的戰略判斷下，美國采取的手段有：一是強化當前核武器系統的戰略威懾能力；二是對“新三位一體”戰略威懾核力量（美國“三位一體”核力量由戰略轟炸機、彈道導彈核潛艇和陸基洲際彈道導彈組成；“新三位一體”戰略威懾核力量是由核力量和常規力量構成的進攻性打擊系統、主動和被動防御系統以及能夠迅速應對多種威脅的后備反應基礎設施組成，三者通過先進的指揮、控制、情報和規劃系統密切結合在一起）進行現代化升級；三是研發低當量核武器應對俄羅斯的中導威脅，美國新型低當量核彈頭W76-2型已交付生產。除了應對外部威脅，美國退出《中導條約》也是國內各軍種利益紛爭左右的結果。自2009年美海空軍率先提出“空海一體戰”后，美軍的國防建設重心逐漸向海空軍傾斜，傳統陸軍的優勢地位不復存在。為了扭轉這一局面，美國陸軍提出了“多域戰”作戰概念，以提升在未來聯合作戰行動中的作用。在該作戰概念的牽引下，美陸軍開始大力發展中遠程精確打擊武器。退約后，美國將著力研發包括“精確打擊導彈”、陸基巡航導彈、陸基中程彈道導彈等中遠程武器。2018財年國防預算計劃撥款5800萬美元，專門用于研發新型陸基中程導彈。新的中程彈道導彈將可能采用新的高超音速技術，并攜帶新的機動式滑翔器，從而提升彈頭的機動性、靈活性與突防性，盡快實現美軍“全球快速打擊”的戰略目標。

二、推動中導武器地區化部署，惡化歐洲和東亞地區安全形勢

與洲際彈道導彈相比，中短程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有其自身的優越性：一是從發射到抵達目標的時間較短，留給對手的反應時間較少；二是射程較短、精度較高，能夠嚴重打擊對手的核反擊能力；三是作為戰術核武器，有可能在常規戰爭中使用。中短程導彈的這些優越性帶來了極大的風險，那就是進一步模糊了核戰爭與常規戰爭的界限，降低了核戰爭的門檻。

在將中國和俄羅斯等視為“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和挑戰”的戰略判斷下，美國開始尋找“應對戰略競爭、打贏競爭對手”的戰略手段。基于中短程導彈的上述優越性，美國對于陸基中導的前沿部署模式籌劃已久。2014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立法，要求研究陸基中導潛在部署地點；12月，美國聲稱將考慮在歐洲重新部署核巡航導彈。2015年初，美國防部將評估結果提交給白宮，但內容至今保密。美國退約后，將可能以兩種方式進行戰略部署：一是通過在歐洲和東亞軍事基地部署，直接對中俄兩國的地區性軍事行動形成戰略威懾；二是通過向歐洲和亞太盟友出售此類武器，更好地介入中俄兩國周邊安全態勢和主權爭端。無論哪種方式，都將嚴重惡化歐洲和東亞地區安全形勢。

歐洲國家曾是《中導條約》的最大受益者。近年來，伴隨俄羅斯在歐洲地區的三次對外用兵，美俄關系每況愈下。美國堅信俄羅斯是現行國際秩序的“顛覆者”，在美國的制裁下，雙方“外交驅逐戰”“媒體制裁戰”不斷升級，兩國關系陷入停滯甚至下滑狀態。美國先行退約后，有可能在歐洲的波蘭、羅馬尼亞或其他國家，部署和升級各類陸基常規中程巡航導彈、反艦巡航導彈、中程彈道導彈和戰略火力系統。鑒于美國的退約行動，俄羅斯雖然表面不會主動在歐洲部署陸基中導，但如果美國先行一步，俄羅斯將有能力在短期內部署陸基“口徑”導彈予以反制。歐洲將變成條約“空心化”之后的首當其沖者，重現冷戰時期美蘇對抗前沿陣地的場景。

《中導條約》“空心化”對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的影響則更為復雜和深刻。美國退出《中導條約》也暗含著針對中國的戰略意圖。美國退約后，下一步有可能在日、韓、菲、關島等基地著手部署陸基中程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旨在提升美國應對中國“反進入/區域拒止”的能力。此外，如果朝鮮不接受完全去核化，“為了對抗朝鮮的核能力發展”，美國不排除在東北亞部署中短程導彈，使美國具備對朝進行先發制人軍事打擊的能力。這實質上將進一步弱化朝鮮的國家安全感，加劇朝核問題的復雜性。

三、削弱全球戰略穩定基礎，核軍控與裁軍進程受挫

《中導條約》與《不擴散核武器條約》（1968年簽署）、《反導條約》（1972年簽署）、《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1990年簽署）、《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1991年簽署）一道，共同構成了冷戰時期國際軍備控制機制的基礎，維持了美俄（蘇）核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

1987年12月8日，美國總統里根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華盛頓白宮簽署關于消除中程導彈的條約。

然而在2001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率先宣布退出《反導條約》，開始研制和部署“多層級的彈道導彈防御系統”。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以“美國優先”為其首要執政原則，對“大國戰略穩定”的重視程度要遠遠低于奧巴馬政府，美俄軍控談判尚未取得任何進展。2018年2月出臺的《核態勢評估》報告沒有提出任何推進美俄裁軍或戰略穩定的相關建議。相反，美俄目前都在現有的核武器現代化項目上投入巨資。

美俄相繼退出《中導條約》后，即將于2021年到期的美俄《新戰略武器削減條約》（新START）續約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除了新START，美俄雙方也沒有就戰略核武器削減問題進行其他任何形式的談判和接觸。

在《中導條約》“空心化”的負面影響下，國際核不擴散機制與核裁軍進程也難逃被沖擊的命運。2009年以來，五核國（中、法、俄、英、美五核國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進程中形成的協調機制）一直就推動核裁軍、防止核擴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等問題保持磋商，有效維護了國際核不擴散機制。然而，自2018年以來，美、英、德等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就中導履約問題相互推諉、陷入口舌之爭。在2019年1月30日召開的五核國新一輪正式會議上，美俄又圍繞中導問題相互指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五核國協作的良好基礎。從當前國際多邊核裁軍形勢看，國際核裁軍進程在近20年來進展緩慢，《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迄今未能生效，“禁止生產核武器及其他核爆炸裝置用裂變材料條約”談判至今未能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啟動。美俄先后退出《中導條約》，是對幾乎陷入停滯狀態的國際核裁軍進程的又一記“重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