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夏收農忙時節，半月談記者深入江西多個產糧區采訪種糧大戶，他們對夏糧豐收感到高興，但對種糧保險賠付問題有點鬧心。部分種糧大戶說，現在政府出大部分資金，鼓勵他們購買種糧保險，大家投保積極性都較高，只是到了賠付環節，往往遭遇各種扯皮，讓種糧大戶很受傷。

保費大頭政府出，能賠一點是一點？

為種糧買保險是從中央到地方廣泛推行的重要惠農政策。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逐步擴大稻谷小麥玉米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實施范圍。

完善農業保險體系，是提高農業風險保障能力的有效手段。農戶自身抵御風險能力有限，一旦遇到糧食減產和市場震蕩等問題，容易減收甚至返貧。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當前在南方產糧區，水稻完全成本保險等種糧保險已全面推廣，對穩定糧食生產、分散種糧風險、增加糧農收入、保障糧食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完全成本保險是一類覆蓋農業生產總成本的農業保險，保險責任范圍設置廣泛，包括直接物化成本、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等，能有效為糧農提供兜底保障。

半月談記者從江西省財政廳了解到，從2022年開始，江西所有產糧大縣均已開始實施水稻完全成本保險，最高保額從每畝850元提高至1100元。2023年1-4月，江西產糧區基本實現保險服務全覆蓋。各地一般按照財政承擔80%、糧農承擔20%的比例投保，有些產糧區采取散戶費用政府兜底、大戶費用自繳的方式，以穩定種糧群體和面積。南昌縣等財力較好的產糧大縣，政府兜底全部保費，糧農不用出一分錢。

“村干部推廣農業保險多年，村民們參與熱情都很高。”多名種糧大戶表示，因為自付比例低，多數人都愿意參加。保險的推廣、保額的提高受到糧農普遍歡迎，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保險理賠環節爭執多、賠付難讓糧農多有不滿。

半月談記者發現，不少種糧大戶遇到賠付難時存在“懷疑”和“吃虧”心理。他們說，保費大頭是政府出的，保險公司利用糧農“能賠一點是一點”的心態，想方設法少賠惜賠。

“一直扯到年底，也賠不了幾個錢”

“去年因災情，我家160畝地減產嚴重，按合同每畝600元標準，應該獲得近10萬元理賠。”九江市一位種糧大戶說，理賠員到現場后說只能賠幾千元，“軟磨硬泡”下，最后拿到了3萬元賠償。部分種糧大戶反映，一些理賠員習慣以“農戶管理不到位”為由減少賠付。

糧農反映，保險合同部分條款靈活性較差，限制條件較多，無法完全適配農田可能出現的復雜情況。

“一有賠償問題扯到年底也說不清，最后也賠不了幾個錢。”吉安市一位種糧大戶認為，保險公司為了少賠付，會在合同里玩文字游戲。該糧農說，他種植一片300畝稻田往年可收40萬斤左右，去年因旱情嚴重只收了4萬多斤谷子。“理賠員看后，把已到成熟期的水稻歸類為生長期，以此壓低賠付價格。”

新干縣一位種糧大戶說，去年干旱200多畝地絕收，合同上明明寫著絕收最高賠付1100元，但一般只能賠二三百元。定損時雙方爭執多，一些年輕定損員對農業不太了解，田里谷粒飽不飽滿，有效穗減沒減少，他們看不出來，也就隨便賠一點。

農民在整理倒伏的水稻

走訪眾多種糧大戶后，半月談記者隨即采訪多家基層保險公司，發現農保雙方互相指責情況多見，彼此信任基礎薄弱。多名保險業務負責人向半月談記者反映，理賠員會嚴格按照合同要求定損，如果農保雙方產生爭執，會請當地農技員和村協保員參與協商。受災、定損情況均拍照上傳公司后臺審核，賠付結果由雙方簽字確認，并在村里公示。“我們賠了錢，理賠員流了汗，仍然得不到理解。”

半月談記者采訪時發現，基層保險機構專業理賠人員較少，查勘設備較為缺乏。以吉安市一產糧大縣為例，當地一家涉農保險公司中只有4名在編人員，如果碰上災年，理賠員只能疲于應付。村協保員一般由村干部兼任且不取酬，在村務繁忙情況下，能發揮的作用有限。

保險公司不能

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汽車壞了可以送到4S店定損，水稻受災了誰來準確定損？”一位種糧大戶說，種糧保險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專業機構定損，去年他投保的3600畝水稻受災程度不一，直接損失應該達到了140多萬元，但最后只賠了50多萬元。

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目前縣鄉一級政府大多沒有建立有效的農業保險理賠協商平臺和機制，發生爭執主要由農保雙方自行解決，糧農往往缺乏話語權。一些種糧大戶說，發生糾紛后懶得向政府反映，不如和理賠員搞好關系，還能多賠一點。

高安市一位種糧大戶表示，受災損失情況全部由保險公司單方面裁定，保險公司“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農戶會認為，保險公司為了自己的利潤，想辦法少賠惜賠。種糧大戶希望，盡快規范農業保險查勘定損技術標準，建立有效的第三方鑒定平臺，出臺具體指導條例，提高農民的參與度和話語權。

與此同時，一些保險公司也反映，與政府部門缺乏信息共享機制，又受制于自身有限的查勘技術條件，難以精準定損。它們希望政府能加大承保、查勘、定損等基礎數據和技術支持力度，和保險公司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共同推動精準承保、精準理賠。

半月談記者：陳春園崔璐 /編輯：孫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