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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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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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沙洲壩群眾路線廣場。

蘇春生 謝理平 鐘燕林 廖九平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成立，譜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根據地建設和紅色政權建設的新篇章。毛澤東同志曾說，“這是一個國家的雛形，麻雀雖小，肝膽齊全”“將一定成為中國工農民主專政在全國范圍內勝利和奠定的先聲，創造中國新社會的序幕”。 

新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脫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脫胎于“三座大山”的重重壓迫之下。面對舊思想舊勢力舊秩序的重重挑戰，中國共產黨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充分組織群眾、宣傳群眾、發動群眾，帶領蘇區民眾大力革故鼎新、去蕪存菁，對社會秩序、社會風氣、社會形態等進行根本性、革命性、開創性的改造和重構，從而“喚起工農千百萬”，開創了土地革命新局面，創造了自由光明新天地，積累了豐富的基層社會治理經驗，對于做好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時代價值。 

以思想解放為先導

推進社會教育全覆蓋

中央蘇區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蘇區群眾堅持不懈地開展移風易俗運動，在整個中央蘇區培育形成了積極向上的新風尚。 

破除封建迷信，倡導科學文化。中央蘇區開展轟轟烈烈的破除封建迷信活動，社會風氣顯著改善。廟宇祠堂變成蘇維埃政府的辦公場所或學校；以前逢年過節時張貼在門上的“福壽財祿”“招財進寶”等對聯，改成了“工農團結鬧革命”“軍民攜手衛蘇區”等革命口號。 

廢除封建婚姻，解放勞動婦女。中央蘇區從根本上肅清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男尊女卑、舊禮教觀念，廢除穿耳、纏足、束胸、蓄發等封建習俗。毛澤東高度稱贊蘇區婚姻制度：“這種民主主義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數千年來束縛人類尤其是束縛女子的封建鎖鏈，建立了適合人性的新規律，這也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勝利之一。” 

查禁“黃賭毒”，樹立社會新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制定出臺了一系列嚴厲查禁“黃賭毒”的法規條令。“不吃鴉片，不賭博”還被列為入黨的5個必備條件之一。各地普遍設立專門的戒煙機構和過渡性的戒煙所，使不少“煙民”折斷煙槍，獲得新生。《青年實話》和《紅色中華》等報刊紛紛開辟專欄，揭露“黃賭毒”行為。連國民黨當局也不得不承認：“赤化時，煙賭兩項，可謂全被禁絕。” 

以自我管理為關鍵

推進社會組織全方位

黨和蘇維埃政府積極開展群眾自治，使工農群眾成為根據地建設的管理者和組織者,為根據地社會治理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建立群眾自治組織。通過民主選舉，工農群眾成為蘇維埃代表，直接參與政權管理，行使國家權力，確保政權牢牢掌握在工農勞苦大眾手中，社會治理井然有序。 

發揮群團組織作用。蘇維埃通過與工會、貧農團、青年團、女工農婦代表會，以及其他一切民眾團體密切聯系，動員廣大民眾，執行蘇維埃的工作。毛澤東強調，“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他是民眾自己的政權，他直接依靠于民眾。他與民眾的關系必須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發揮他的作用。”群團組織在支援革命與生產、監督干部、落實政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發揮群眾代表履職作用。蘇維埃各級代表深入基層調研，密切聯系群眾準備提案、定期不定期向選民報告工作、宣傳執行蘇維埃會議決議政策，負責查田、查階級、“擴紅”、慰勞紅軍以及調解群眾矛盾等具體事務，切實履行蘇維埃代表的職責，在基層社會治理中作用顯著。 

以民主政治為核心

推進社會治理全參與

黨和蘇維埃政府通過民主選舉與民主參與，組織群眾力量，推動根據地民主政治的建設，構建了蘇維埃政權的堅固基礎。 

推行最廣泛的選舉制度。蘇維埃政府高度重視人民的力量,通過民主選舉將其組織起來。蘇維埃公民年滿十六歲均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蘇維埃地區內的大多數人都參加了選舉，“普遍許多鄉的選舉能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到八十的選民，興國許多鄉，甚至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選民”。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總結道:“蘇維埃給予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民眾以完全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在女子的權利與男子同等。工農勞苦群眾對這樣的權利的取得，乃是歷史上的第一次。” 

健全選民監督和罷免制度。蘇維埃政府既保障普選權，又保障選民的罷免權和監督權。《蘇維埃暫行選舉法》規定:“市蘇維埃或鄉蘇維埃的代表，如有不執行自己的職務，違背選民的付托，或有犯法的行為時，市蘇維埃或鄉蘇維埃經過全體代表會議得開除之；選舉該代表的選民，也有隨時召回該代表之權，并得另行選舉之。”選民可監督代表行使職權，提醒其抵制腐化思想侵蝕，保持廉潔性和先進性。 

激發最廣泛民眾的參與熱情。隨著選舉運動的深入，蘇維埃公民日益認識到選舉權的重要性，政治參與熱情高漲。他們積極參與政權管理，在社會教育、民主建設、群眾自治、反腐肅貪等社會改革上發揮了關鍵作用。 

以法制建設為根本

推進社會治理全過程

蘇維埃政府先后制定和頒布了120多部法律和法令，開啟了依法執政、依憲治國的探索，為根據地的社會治理提供了法理依據。 

制定人民民主憲法的偉大開端。1931年11月“一蘇大會”通過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人民自己制定的憲法性法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工農民主政權的根本大法，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依法治國理政實踐的偉大開端。 

建立較為完整的法律體系。從1930年至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制定和頒布的法律法令，多達120余部，從而初步創建了具有鮮明階級特征和時代特征的蘇維埃法律體系，切實解決了當時無法可依的難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法制史上邁出了歷史性一步。 

完善治理體系，保障平等權利。蘇維埃法律明確規定“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則，而且在具體工作和司法實踐中也確立了“全民在法律適用上一律平等”的原則。中央蘇區的社會治理，立足現實，聚焦群眾的痛點難點，千方百計地解難題、謀利益。 

以文化育人為靈魂

推進社會治理全融入

黨和蘇維埃政府大力發展蘇區文化教育事業，進行文化治理，工農群眾文化素質、政治覺悟和革命熱情顯著提高。 

確立蘇維埃文化教育總方針。黨和蘇維埃政府非常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指出：“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于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和階級斗爭服務，在于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這為蘇區文化教育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提出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強調：“蘇維埃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是什么？是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是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是努力掃除文盲，是創造大批領導斗爭的高級干部。”所有這些任務，都是十分艱巨的。正如毛澤東所說：“每個人都明白，所有這些方針與任務，只有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有實現的可能。” 

用文化治理推翻封建桎梏。在舊中國，文化是統治階級鉗制民眾思想的重要工具。蘇維埃政府決心在工農中普及文化教育，“要盡量的在最短時期內把從前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所留下來的最毒惡的遺產——文盲——完全消滅”。鮮明地體現了蘇區文化教育的革命性和推翻封建文化思想桎梏的堅定決心。 

以經濟發展為支撐

推進社會治理全動員

面對嚴密的經濟封鎖，黨和蘇維埃政府對經濟領域進行開創性治理，保障軍需民食、政府運轉和群眾生活改善。 

建立符合實際的經濟策略。面對外界的封鎖和經濟壓迫，中央蘇區主要依靠自身資源進行經濟自給自足。黨和蘇維埃政府從蘇區經濟的特點出發，充分估計到蘇區經濟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正確處理了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毛澤東反復闡明注意經濟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

靈活調整經濟政策。面對經濟治理中的挑戰，黨和蘇維埃政府適應經濟發展形勢，創辦各類合作社，打擊奸商的盤剝，靈活地調整經濟政策，使經濟治理更加符合蘇區的實際情況。 

創建與發展紅色金融。面對根據地貨幣短缺和金融市場混亂的問題，黨和蘇維埃政府開辦國家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以穩定金融市場和促進經濟交流。紅色貨幣發行后，由于幣值穩定，深受群眾歡迎。不僅解決了貨幣流通問題，還增強了蘇區經濟的自主性和穩定性。 

完善企業經營管理。1934年4月，中央人民委員會制定和頒布了《蘇維埃國有工廠管理條例》，作為政府法規在蘇區施行。該條例實施后，極大地提高了工人的積極性，促進了蘇區工業生產力的顯著發展。

中央蘇區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充分激發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熱情，開創了基層社會治理的新局面，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歷史經驗。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從中央蘇區時期基層社會治理的歷史中汲取經驗，以改革創新精神推動基層社會治理高質量發展，為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新篇章提供堅實保障，貢獻智慧和力量。